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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浮世绘中的中国小说图像

来源:未知 作者:匿名 人气:453发布时间:2019-10-22 08:08:55

浮世绘是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7)流行的民间木刻版画,在世界艺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江户末期,随着中国小说的引入,大量的中国小说浮世绘出现在日本。这些浮世绘的主要形式包括中国小说日文译本中的插图、独立的织锦画以及散布在图画书、爱好和游戏图画中的版画。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小说插图画家和雕刻家不同,这些浮世绘画家享有突出的声誉,大多是作家和画家。当他们用浮世绘来代表中国小说的文本、绣像和翻译版本时,他们主张通俗书籍也应该有教化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们也应该努力使流行书籍更加优雅。

注意叙事效果

在形象叙事方面,浮世绘画家不仅选择了中国小说的核心情节,还关注了中国读者认为次要的人物和情节。从他们画的图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传统文学图画书和战争笔记的审美趣味。浮世绘画家在表达具体情节时,往往选择生成的高潮,而不是莱辛强调的最“怀孕”的时刻。如果空间允许,他们也会解释高潮前后的事件顺序。例如,工藤北斋曾经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画过插图,其中清晰地描述了孙策之死和于吉之魂之间的纠葛以及申智营救金翠莲的过程。

浮世绘画家热衷于展示让日本读者感到新鲜和特别的中国事物。例如,在小说中选择场景时,桂太郎小心翼翼地描绘出具有叙事功能的事物,如鲁申智倒挂的垂柳和刘张观宣誓的桃树。那些在中国版画中被拂去或未被徒手表现出来的东西也将成为他们精细刻画的对象。他在申智雁门县画金峰老子和唐玄宗的情节,在金平县元野观灯笼时,以拱桥为中心描绘了这个城市的繁荣生活。然而,中国小说文本没有详细描述这些场景。可见浮世绘画家在中国小说中描绘场景时,也试图向读者传达他们对中国城市的认知和想象。

此外,浮世绘经常以夸张的对比和动态图像凸显中国广阔的疆域和英雄的能力,以特殊的色彩和空间分割加强魔幻世界的时空交错。例如,浮世绘画家把孔明的部署和公孙胜的风雨呼吁等情节渲染得非常神秘。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描写显示了画家对中国小说文本的理解和再创造。

从中国读者的角度来看,浮世绘的创作真实性稍有欠缺,叙事也比较复杂,主要情节不够突出。然而,这种全面而生动的叙事向日本读者传达了更多的信息,也反映了画家对图像叙事效果的高度重视。

突出教育功能

浮世绘画家在用意象来表现中国小说时,通过情节选择、人物刻画、人物排序、人物刻画数量、文字简介或题字等来表达对人物的评价和自己的价值。浮世绘画家在表达中国小说时,大多明确主张“兴善惩恶”,有明确的是非标准,强调形象的教育功能。

浮世绘画家更喜欢描绘英雄死前的悲剧时刻,其中包含对英雄价值的赞美。尽管浮世绘也受到《三国演义》中蜀汉正统历史观的影响,但他们仍然描绘了典韦、甘宁等非蜀汉阵营的将领。因为典韦的忠实保护者被埋在敌营里,甘宁因病出征后被乌鸦包围。所有这些都是勇敢无畏的代表,他们为自己的生命感到绝望。

儒家思想也在浮世绘中得到充分体现。江户时期流行的“男子汉文化”关注流动的世俗人,这与儒家肯定“世俗”价值的思想是一致的。画家在给中国小说呈现意象时,充分凸显了中国小说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在介绍了吴勇、石进、宋武、李悝jy和鲁申智的形象后,葛川国芳很受读者欢迎。这些战士为虎而战或杀敌或抓贼,这与日本传统武士绘画大相径庭,从此成为战士的构图模式。除了视觉冲击之外,这些图像还注重描绘面对困难的英勇斗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

此外,通过统计浮世绘中国小说中的人物数量,分析绣像的评价、人物排名等因素,可以看出浮世绘非常重视“忠诚”、“勇气”、“智慧”等美德。《三国演义》中关羽、赵赟、孔明等画家的刻画最多。他们经常用“忠诚”、“远见”和“凶猛”来评论卷首的单个人物绣像,而反面人物则用“奉承”和“暴政”。另一方面,浮世绘的封面和锦娥选择了最著名的场景,主要是仁慈、忠诚、勇气和谦虚的形象,如《刘贝贝海救孔融》、《赵云长半坡救斗》、《刘备雪访孔明》。

实现审美多元化

浮世绘作为一种装饰艺术,擅长融合图像中的各种元素。从绘画元素来看,浮世绘画家为了全面细致地呈现中国小说,从各种中日绘画中取材,包括明清版画、日本画卷、风俗画、唐宋佛教绘画雕塑、明清水地画等。

代表中国小说的浮世绘是在接受明代小说的基础上对画家的再创造。存在无意和有意的文化误读。所谓无意的文化误读源于画家对中国社会阶层和民间信仰的陌生。例如,工藤北斋在描绘道教人物时,把《西游记》中的太上老君描绘成达摩始祖,把《水浒传》中的北斗描绘成一群神佛。然而,有意的文化误读是画家基于日本文化传统、佛教思想、江户文学氛围等对中国小说进行改造的结果。例如,在描绘《水浒传》中的英雄时,川川国芳用大量精美的佛教形象和日本民族图案装饰他们的衣服和纹身,以表达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审美兴趣和赞美。在葛川国方的画中,杨志的衣服上有吉祥动物的佛教白象,张顺有枫叶和针叶树的纹身,段朱静有日本沈峰的纹身。

这些文化误读使得浮世绘无法呈现中国小说的本来面目,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创新,带来了审美的扩散。中村幸彦(Yukihiko Nakamura)的《现代比较文学考试》和Takeshi Tokuda的《日本现代小说和中国小说》等研究著作指出,中国小说扫除了当时日本文学的平庸和沉闷,带给日本读者不同于本土文化的小说体验。正如英国学者安格斯·洛克耶(Angus lockyer)所说,工藤北宅从中国小说中的英雄身上获得了精神安慰和情感认同。浮世绘画家在用意象来表现中国小说时,往往使用动感的线条、绚丽多彩的色彩和多样的图案,这为他们的艺术创新和中国小说新的审美内涵带来了机遇。例如,库库赛·贝斋(Kukusai Beizhai)和卡祖卡瓦·国芳(Kazukawa Guofang)的后期绘画,在读者非常熟悉中国小说内容的前提下,夸大和扭曲了三国、楚汉和水浒的人物形象,只留下他们的象征特征让读者认可。当时,日本也有将中国小说改写成日本读者的趋势。图像和文本在各自领域产生了新的叙事,给读者带来了丰富的审美体验。

江户时代,日本公民接受了中国小说的形式,即图文并重,甚至是绘画形式。这些浮世绘通过中国小说意象的呈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小说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同时,这种再创造对于引导读者理解中国小说,发挥文学的审美启蒙功能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是广州市第十三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五年计划《日本江户晚期明代小说的意象翻译与传播》(2019gzgj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吴晓丹

责任编辑:匿名